12月10日，澳大利亚正值初夏十大可靠的配资公司，一盆冷水浇在了孩子们头上。
Facebook、Instagram等数十个社交媒体平台，都不允许他们再用了。澳大利亚政府当天实施的《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要求，这些平台必须想尽办法将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挡在外面，否则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3亿元）的罚款。
澳大利亚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严格立法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一些年幼的孩子在脸上画胡子，或者求助他们的哥哥姐姐、偷用父母的照片，以图躲过平台的年龄验证。有两名青少年把总理告上了最高法院，要求推翻禁令。一位母亲则说：“老天，今天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真是个好日子。”
为规避禁令，一个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红家庭离开了祖先探索的这块新大陆，举家迁往英国。而英国的政府官员彼得·凯尔此前已经告诉新闻媒体，他与澳大利亚的立法者一直保持着联系，对他们的做法及原因“非常感兴趣”，并考虑在未来推行这项法律。
不只英国，法国、丹麦、挪威的领导人都表示支持这项禁令。印尼、新西兰等国正在研究年龄验证技术。马来西亚准备在2026年成为全球第二个颁布此项禁令的国家。
“国际社会关注着澳大利亚。”在庆祝禁令生效的户外活动上，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面带笑容在草地上烧烤。“这是澳大利亚对全球性问题的回应，那就是‘让我们做回孩子吧’。”他说。
77%的胜利
在当地媒体报道中，艾玛·梅森不时抚摸她脖子上的吊坠，那里装着女儿的骨灰。总理讲话时，她强忍着泪水。这位母亲告诉媒体记者，那一刻就像马拉松的终点。
3年前，年仅15岁的蒂莉因网络欺凌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母亲梅森就在奔走呼吁。今年9月，她和总理一同前往纽约，在联合国的大会上讲述了这个悲剧。
“警方证实她的手机历史记录中充满了与自杀、死亡和精神疾病相关的Snapchat、Instagram等视频”。梅森告诉当地媒体，最终压垮女儿的是一张流传甚广的伪造裸照。“这是一起因校园霸凌导致的死亡事件，但社交媒体助长了这种霸凌行为。”
蒂莉的笑容出现在大会的屏幕上。她长着一张标准的圆脸，笑起来有些婴儿肥。台下坐着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听完演讲后，她说，自己作为7个孩子的母亲和5个孩子的祖母，认同澳大利亚禁令的做法。
澳大利亚的互联网普及率，早早就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发达国家中也名列前茅。2007年至2013年，政府发起的“数字教育革命”为每名高中生配备了电脑。新冠疫情时期的线上教学需要，又使“人手一台”从中学扩散到了小学。
在澳大利亚生活了24年的谭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在读三年级时，开始背着电脑上学。这也使政府早早地开始反思网络的问题。
大量神经科学研究认为，未成年人的脑区发育尚未成熟，因此更容易冲动、跟风、风险判断不足，也更容易网络成瘾。一些看起来没那么糟糕的信息——例如精致的自拍、潮流的装束，也可能使他们在节食、减重的倾向下患上厌食症。有研究表明，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超过3个小时的青少年，抑郁、焦虑、自闭的风险显著更高。
“反正小孩越来越早熟。”谭颖的两个女儿分别是15岁和13岁，她认为她们“200%”地受到了消费主义的影响。
“她们最喜欢在试衣间自拍，然后问（网友）挑哪个裙子好、哪个上衣合适我，还有去海滩、去购物、去吃酸奶，或者分享一个新买的睫毛膏。”她看了女儿们的社媒账号，多数是自拍。
哈佛大学此前的调研发现，2022年美国社交媒体公司从未成年用户身上获取的广告收入总计超过110亿美元。
有家长认为，平台通过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来牟利。一项民调显示，77%的澳大利亚人支持这项禁令。
14岁的奥黛丽曾在母亲禁用她的社媒时强烈抗议，但在政府的禁令颁布后，她的态度就缓和了许多——如果她的朋友们都没有社交媒体，她就不会感到被孤立了。
而她的母亲也如释重负地告诉记者，自己终于不用再当坏人了。“我想很多家长都能感同身受。我们其实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教育）经验，我们小时候也没有社交媒体。”
然而，一年前，当这项法案以罕见的速度在国会通过时，许多人都对“极短”的磋商期表示担忧。澳大利亚自杀预防协会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斯通敦促政府放慢脚步，与各利益相关方沟通，“以确保我们为年轻人作出正确的决定”。
中国留学生仁杰正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攻读教育学专业研究生。他此前参与的校内学术会议曾针对社媒禁令有过激烈的讨论——其中反对的声音居多。“他们认为禁令没有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是一刀切的。”仁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西悉尼大学的教授阿曼达·施尔德研究青少年网络行为15年，她认为，总理阿尔巴尼斯如此仓促地颁布禁令，更多是出于政治和经济动机——为了赢得选票和制衡来自海外的大型科技公司，而非把保护青少年放在首位。
数字“原住民”大作战
在争议声中，过去一年，是政府留给自己和科技公司的准备时间。
各大平台可以使用人脸识别——尽管准确性还不能保证，或者通过用户注册时填写的出生日期进行识别、根据以往发布的内容类型来判断，总之，他们只需要向政府证明，能够采取“合理措施”删除16岁以下的用户。
负责执行这项禁令的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英曼·格兰特说，这些公司已经同时拥有技术和用户数据，可以精准地进行年龄筛选。“他们在广告投放方面可以精准地锁定我们，当然也可以针对孩子进行限制。”她说。
然而让孩子戒掉社交媒体并不容易。12岁的华人女孩朱迪在读三年级时，班上就有一个男孩骄傲地告诉她：去设置里调整一些按钮，就可以登录那些学校不让上的网站了。
在学校里，即便有专业的技术部门对学生的电脑进行管控，包括限制可下载的应用类型、对不恰当的浏览作出警告等，孩子们的网络天赋还是在社交欲望的驱使下显露了出来。
他们在电脑上利用邮件聊天、创建在线共享文档聊天、在有对话框的小游戏里聊天，甚至避开监管，从互联网的犄角旮旯找到一些不知名的小型社交应用来聊天——直到被学校发现，再转换阵地。
不满足于电脑聊天的一些学生，三四年级就有了手机。而在群体中，如果一个小孩有了手机，很快就会有第二、第三个。为了不让女儿太过不同，朱迪的母亲只好在六年级时给她一个旧手机，限制每日使用时长。
一旦收到同学发来的短信，朱迪就忍不住打字打得飞快。“我很着急。”朱迪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我怕打得太慢，他们看到我没回复，就离开手机了。”
在昆士兰大学，作为一个27岁的成年人，仁杰支持这项禁令。但当他想起15岁的自己，他又表示明确反对。
15岁的仁杰刚有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那时正上高一，是他的表姐从澳大利亚回来送给他的。和现在的孩子一样，“我上网就是为了打开聊天软件。”仁杰说，“是打开了一个有人愿意和我交流的世界。”
他在湖北省的一所重点高中读书，学校禁止使用手机，但屡禁不止，班上约三分之一的同学还在用。仁杰说，他们很珍惜这种一时兴起、想聊就聊的线上交流。“我们线下的时间很少。早上7点前就要到学校，晚自习结束就快夜里11点了。”
有时他会逃课到网吧去，绕过防沉迷系统，打一款小众游戏。那又为他打开了一个同好的世界。
澳大利亚柯廷大学从事互联网研究的教授利弗认为，“有很多例子显示，人们能够在网络上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认可与社群。这些支持帮助他们成为今天的自己。但在现实中，这些孩子所处的环境却不一定能给他们相同的回应。”
一个昆士兰州的农村孩子说，他每天要坐两个小时公交车上学，最好的朋友也住在开车大约90分钟的地方。社交媒体就是他在校外与同龄人交流的通道。
“禁用社交媒体等于把这些途径给剥夺了。”教授阿曼达·施尔德认为，与此同时，禁令会使社交媒体平台不再为青少年进行安全设计，设法进入这些平台的孩子会面临更大风险。
禁令生效当天，已有近百万社交媒体账户被停用。为了庆祝这项世界领先的立法，悉尼海港大桥被点亮了。在桥下的公园里，4个骑着自行车的15岁男孩停下来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们都没有被封号。
“抓不到我！”12月10日，一个躲过了禁令的孩子在总理的社交账号下留言，并配上了挑衅的表情包。
另一个13岁的女孩骄傲地告诉媒体记者，她只用5分钟就破解了禁令：“我拿了一张妈妈的照片，放在镜头前，它就让我通过了，还说谢谢你验证年龄。”
谭颖的一个女儿已经被社交媒体卡在门外，另一个女儿连年龄验证的消息也没收到。有些平台仍然允许14岁的用户注册。
英曼·格兰特表示，一些账户不可避免地会被遗漏。“我们并不指望所有16岁以下用户的账户都会在12月10日那天神奇地消失”，她说，这只是第一步，政府将会反复核查。
一些孩子溜到了其他不受禁令限制的平台。悉尼一名刚满16岁的中学生早有预料，认为这会将年轻人推向互联网上更隐蔽、更危险的部分：“这只会培养出一代更擅长利用科技绕过这些壁垒的年轻人。”
而英曼·格兰特说，“我们知道用户迁移是必然的”。政府已经在沟通，可能会有新的公司被列入禁令名单。“我们不会因此气馁，我们着眼于长远。”
教安全过马路还是装围栏
“你能想象吗？16岁之前你从不使用社交媒体，然后你打开它，开始看到那些不可避免的评论？”来自澳大利亚的父亲布拉德质疑。
此前，他10岁的女儿已经在网络上接触过一些“让她感到不安”的内容，布拉德觉得，这正好为亲子对话提供了机会。“我们会坐下来好好谈谈。早点接触这些事物，能让他们在未来遇到困难时更有韧性。”在他看来，教育孩子是他的责任，政府不应该干涉。
有人说，在这个时代，禁令就像是在每条路周围都竖起了6英尺高的围栏，而不是教孩子们如何安全地过马路。
在仁杰看来，这条“马路”于他最大的益处，就是“没有锁住对世界的好奇心”。这塑造了他的性格。然而，他最大的遗憾在于，没有人教会自己怎样更好地使用手机。他一度出现了沉迷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那时候我们的长辈、老师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用，怎么去教别人用。”他说。
那些精通网络、入侵学校电脑篡改成绩，或在网上捉弄老师和同学的青少年，在澳大利亚警务网络犯罪协调中心的代理团队负责人瑞秋看来，“很多时候都是出于好奇和天赋。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故意要违法，只是不了解网络的界限。”她提到了引导的重要性。
长期研究社交媒体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曾对媒体表示，这一代青少年应该在父母的指导下“早接触”互联网。“今后如果他不理解这些东西，很难在变化的世界中立足。”他说。
“我觉得早接触比晚接触要好，早晚要走这一段路。必须亲自经历过，她才知道怎么去处理。”华人母亲葛洛瑞认为。
在一款游戏的聊天室里，12岁的女儿悠悠被陌生人的恶语中伤，在家里大哭。葛洛瑞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她先去问了AI，才去安慰女儿。尽管如此，她还是反对禁令，这在华人家庭中是少数。
去年，国内的亲友来澳探望，葛洛瑞的注意力从女儿身上挪开了。悠悠偷偷把手机带进卧室，刷视频，看电子书，和AI聊天，玩到三四点才睡，持续了一个月。她欣喜地发现：“在网络里什么都能干。”
至于白天，昏昏沉沉的，她在上学路上睁不开眼睛。有一次学校乐队排练，她完全睡着了。和朋友的关系也疏远了，“他们和我说话，我困得听不进去……然后交流就变少了。”她说，即便不被妈妈发现，她也会慢慢停下来。
“要是小孩自己调整不了，家长也能帮我们。”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政府越不让我们玩，我们就更想玩。”
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各国一直在保护和使用之间寻找平衡，普遍的做法是把家长的知情同意放在前头。
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规定，13岁以下儿童使用互联网服务需家长同意。意大利规定14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账户必须获得父母同意，法国则对此控制在15岁以下。不过，这些规定实际执行仍有困难。
美国的法案并未要求公司查验用户年龄，孩子们大可使用“假年龄”绕过限制。德国互联网产业协会的民调也显示，尽管高达82%的德国人支持制定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但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单靠规定难以实施。
这时候，责任又来到平台。法国、西班牙和希腊三国目前正协商一项新提案，推动多家社交媒体平台强制进行用户年龄验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签署通过《停止开发儿童成瘾内容法案》，禁止社交媒体平台根据推荐算法向18岁以下用户提供强相关的、成瘾性内容。
一些学校也推出了新举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高中学校发布了《学生社交媒体指南和最佳实践》（以下简称《指南》），鼓励学生以积极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指南》禁止的行为包括发布或转发匿名威胁信息、攻击性信息、在网上传播同学的尴尬照片等。
西班牙还在马德里设立了“社交网络和技术成瘾治疗中心”，以帮助使用电子产品成瘾的青少年回归正常生活。
中国强调政府、学校、家庭、平台共同承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责任，为未成年人提供年龄分级内容推荐与屏蔽功能。仁杰跟身边其他国家的人交流过这一做法，他说，“很多人觉得相比澳大利亚的‘一刀切’，中国的监管是真正在对互联网本身进行管理。”
国家网信办今年发布了《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要求企业和平台及时修改可能造成沉迷的内容、功能和规则。对不满16周岁的用户，默认推荐使用总时长不超过1小时，并提供超时默认关闭、推送休息提醒等功能。
然而，孩子们也想到了自己的办法——根据中国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据，5岁至12岁的孩子中，大约每3人就有1人拥有电话手表。这种设备原本被用于定位和亲子联络，如今延伸出了社交、游戏等功能，“碰一碰”就可以加好友。
有媒体调查发现，“一块儿童电话手表里藏着100个‘好友’，主页点赞破50万——这样一个账号能够卖到500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建议，如果电话手表进一步社交化、智能化，就应该按照智能手机来加以严格监管，禁止将其带入校园和课堂。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制定《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
堵和疏的平衡，是这场博弈的核心。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玛丽昂·勒梅特认为，单靠“年龄限制”很难彻底解决社交媒体带来的复杂社会问题：“年龄只是一个阈值，但儿童的自律能力、家庭教育支持与平台设计共同决定了使用后果。”
在父母的引导下，朱迪现在知道不能在网络上暴露自己的真实信息、“大部分人都是发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以及“创造这些APP的聪明人就是通过吸引人去赚钱”。但她也知道，一些家长可能没有时间去引导小孩。
因此，母亲苏可总体上支持禁令。在她看来，这至少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尤其是原本忽略了社交媒体影响的一些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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